魯智深火燒瓦罐寺性格：1，嫉惡如仇，俠肝義膽，豪氣干云。2，辨別真假，知進退。不為表象所惑，耳聽為虛，眼見為實。在肚饑一人孤單時，斗不過賊人，及時止損，以退為進。飽食后，尋的幫手史進，兩人聯(lián)手終于擊殺賊人。3，救人于水火，仗義疏財，給弱女子生路。4，思慮周全，粗中有細(xì)。為絕后患，燒了瓦罐寺這個藏污納垢的賊窩。

魯智深大鬧五臺山，這是發(fā)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二月的故事。書中說，魯智深第一次大鬧五臺山后，過了三四個月，忽然天氣暴暖，是二月天氣。憋了很長時間的魯智深，因為聽到了山下傳來的“叮叮當(dāng)當(dāng)”的聲響，便又私自下山了。

花和尚這番下山，先去了“父子客店”間壁的鐵匠鋪，定制了一把戒刀，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。六十二斤禪杖，說的是自嘉佑三年（1058年）誤走妖魔，到宣和元年，正好是六十二年。

施耐庵之所以這么寫，就是隱喻宣和元年正月時，宋徽宗下“革佛詔”革佛。魯智深在這個時候大鬧五臺山，就是給宋徽宗充當(dāng)了打手幫兇。

這一番折騰后，智真長老便把魯智深打發(fā)去了東京大相國寺。在去往東京的路上，魯智深燒掉了瓦罐寺。

那么，這個故事又講的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魯智深再次幫了宋徽宗，破壞了佛教呢？

恰恰相反，火燒瓦罐寺的故事，說的是魯智深對宋徽宗禁佛毀佛的反擊，宋徽宗的“革佛”鬧劇就此終結(jié)。

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宋徽宗“革佛詔”是怎么回事

趙佶登基后，逐漸開始學(xué)習(xí)祖上宋真宗迷信道教。至政和年間，宋徽宗崇道愈演愈烈，政和六年，給玉皇大帝上徽號“太上開天執(zhí)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”，政和七年（1117年）四月，宋徽宗冊己為道君皇帝，自稱上帝長子。

宋徽宗大興道教，開始打擊佛教，宣和元年正月下“革佛詔”，詔曰：

佛改號大覺金仙，余為仙人、大士。僧為德士，易服飾，稱姓氏。寺為宮，院為觀。

佛被降為道教的金仙，佛以下的羅漢、菩薩也都降為仙人、大士。和尚不能再稱“僧”，而要改稱“德士”，自然要比道士的地位低。由于佛沒了，釋家弟子就要像道士那樣，以姓氏相稱。

除了限制佛教外，宋徽宗還大肆搜羅與道教經(jīng)典相抵觸的佛經(jīng)予以燒毀，寺改為宮，院改為觀，自然就不能再掛寺院的額匾了。所有僧尼都不得修佛經(jīng)，要入道學(xué)，改穿道袍……

東京的一些僧人極力反對“革佛詔”，聲言要進行辯論。宋徽宗便指令杖殺了明覺和尚等七名僧人。

這些歷史真實，都被施耐庵寫進了《水滸傳》中。

魯智深原本應(yīng)當(dāng)叫釋智深，佛門省卻釋家姓氏，智真長老便只稱這個師弟為“智深”。“魯智深”其實也隱藏著宋徽宗的革佛歷史。

花和尚大鬧五臺山，砸爛金剛，褻瀆參禪念經(jīng)的選佛場。而魯智深這番鬧騰，是因為吃了狗肉，懷揣狗腿。施耐庵這樣寫，說的正是宋徽宗革佛運動對佛教的破壞。宋徽宗生于元豐五年（1082年），屬狗。

魯智深大鬧五臺山說的就是這段歷史，而在去往東京大相國寺路上燒掉瓦罐寺，也是一段真實歷史的寫照。而且，施耐庵不但是隱寫了宋徽宗的革佛歷史。

火燒瓦罐寺究竟是何隱喻

話說魯智深從桃花山滾了下來，大約走了五六十里，便望見一座寺院。這是一座破敗的寺院，書中寫道：

看那山門時，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，內(nèi)有四個金字，都昏了，寫著“瓦罐之寺”。

魯智深原本是不識字的，不知是念了佛經(jīng)還是入了道學(xué)，如今卻能識得“瓦罐之寺”這幾個字了。書中繼續(xù)以魯智深的視角，交代瓦罐寺的景象，說這是一座古寺，入了寺門，“雖是大剎，好生崩損”

這一段交代，還是與“革佛詔”有關(guān)，寺院都改為道觀了，瓦罐寺的牌額肯定也就“昏”了。一座偌大的古寺，變成了一座荒廟。

魯智深走進瓦罐寺中，接下來的故事，便更有意味了。

因為肚中饑餓，花和尚便直接找到了行腳僧人的接待站“知客寮”。誰知，知客寮也是大門緊閉，上了鎖，鎖上都爬滿了蜘蛛網(wǎng)，滿地都是燕子屎?？梢?，這座大寺院早已被廢掉。

魯智深又尋摸了一回，終于發(fā)現(xiàn)幾個面黃肌瘦的老和尚在熬粥吃。魯智深便向老和尚們討粥吃。老和尚說，我們都三天沒吃飯了，哪有粥給你吃。

魯智深不相信，說這么大一個寺院，怎么能沒了齋糧呢？老和尚說，本寺原本是十方僧人過往常住之地，廣有廟產(chǎn)，卻被一個名叫崔道成的生鐵佛引著一個叫“飛天夜叉”丘小乙的道人，把這里霸占了。

寫到這里，施耐庵又透露了另外一段歷史。這段歷史，便是“崔道成”。

崔道成無疑也是一個稱姓氏的僧人，比魯智深更過分，整個名字都是一個道士的稱呼?！吧F佛”已經(jīng)完全被宋徽宗道教化了。所以，是“道成”。但是，施耐庵為何要讓生鐵佛姓崔呢？

中國歷史上出現(xiàn)過非常著名的“三武一宗”毀佛滅佛的歷史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，北周武帝宇文邕，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榮對佛教的毀滅性破壞，史稱“法難”。其中，“崔道成”就與北魏太武帝滅佛有關(guān)。

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施耐庵無情揭露宋徽宗滅佛

北魏時期，有一個名叫崔浩的宰相，此人經(jīng)歷北魏道武帝、北魏明元帝、太武帝三帝，可謂三朝元老。崔浩博覽經(jīng)史，深通陰陽術(shù)數(shù)，因而，很愿意結(jié)交道教徒。在崔浩所交往的道士中，有一個叫做寇謙之的人，這個人于太武帝始光初年（424年）上道書。在崔浩的勸諫和鼓動下，太武帝開始信道，并大規(guī)模的毀佛。

雖然，崔浩在當(dāng)時號稱“在世張良”，為拓跋氏立下過汗馬功勞，也為北魏的穩(wěn)定建立過功勛。但是，在宗教歷史上，卻留下了很壞的名聲，個人的下場也不妙。

施耐庵在《水滸傳》中以崔道成隱喻崔浩，其實并非是在指責(zé)這個北魏時期的人物，而是借此抨擊宋徽宗的革佛，對佛教的破壞不在三武一宗之下。

三武一宗滅佛，是明火執(zhí)仗的對佛教的打擊與破壞，最終達(dá)到限制佛教過度發(fā)展的目的。尤其是柴榮的禁佛，奠定了北宋開國時期“儒道佛”三教并立的宗教政策，并沒有從根子上革除佛教。

宋徽宗的革佛極其高明，他是以道教異化佛教，從而達(dá)到精神和意志上的摧毀。宋徽宗的手段十分隱蔽，逃過了悠悠之口，也逃過了歷史的評述。但是，施耐庵卻沒有放過宋徽宗，在《水滸傳》中以崔道成這個人物，把宋徽宗的革佛與歷史上“三武一宗”的滅佛等而視之。

于是，魯智深火燒瓦罐寺便“師出有名”了。

從充當(dāng)宋徽宗革佛的打手，到打死崔道成，火燒瓦罐寺，魯智深便開始走向反抗宋徽宗的道路。

《大宋宣和遺事》在講到花和尚魯智深時，有這樣一句交代：“那時僧人魯智深反叛，也來投奔宋江”。施耐庵的《水滸傳》，魯智深也是反叛了，時間大致與藍(lán)本故事吻合。

《宋史·徽宗本紀(jì)》這樣記載道：宣和二年春“罷道學(xué)”，隨之，又復(fù)寺院額，復(fù)德士為僧。為時一年的“革佛”鬧劇就此收場。

因而，智真長老在魯智深第二次大鬧五臺山時，便毫不客氣的致書趙員外，要求恢復(fù)被魯智深破壞的佛教設(shè)施。而且，交代下書人必須立等趙員外回書。趙員外盡管“好生不然”，但還是無奈答應(yīng)智真長老的全部訴求，重修文殊院，魯智深則任其發(fā)落。

崔道成口述了歷史

在魯智深大鬧五臺山以及火燒瓦罐寺的故事中，不難讀到施耐庵對宋徽宗“革佛”的不滿。但是，《水滸傳》的作者絕對是一個理性的宗教信仰者，他絕對不會不講道理的盲目抨擊宋徽宗的革佛歷史，從而盲目的為佛教爭勝。

卻說魯智深聽了瓦罐寺老和尚的話，便去找崔道成、丘小乙算賬。崔道成見魯智深前來，開始還是很客氣的對魯智深說明了些情況，崔道成說：

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，田莊又廣，僧眾極多，只被廊下那幾個老和尚吃酒撒潑，將錢養(yǎng)女。長老禁約他們不得，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。因此把寺來都廢了。僧眾盡皆走散，田土已都賣了。小僧卻和這個道人，新來住持此間，正欲要整理山門，修蓋殿宇。

崔道成的話與老和尚所說的不太一樣，那么，到底是誰說了假話呢？我認(rèn)為，誰也沒有說假話。

原來，瓦罐寺真的是一座偌大的佛寺，田莊很廣，僧眾又多。崔道成說的絕對是真實的情況，北宋時期的寺廟十分的香火，僧人們享受著免除各種雜役及賦稅，擁有豐裕的財產(chǎn)。施耐庵以五臺山的情況，證實了崔道成所言非虛。

從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情況看，文殊院至少有二百多僧眾，四周的田產(chǎn)，市井的所有財產(chǎn)本錢都是五臺山的，就連一個私家釀酒挑擔(dān)做買賣的，都為五臺山所控制。

佛教的不斷擴張，吸引了俗家弟子紛紛出家，宋仁宗景佑年間，“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，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二人（《宋會要輯稿·道釋一》）”宋徽宗時，佛教教眾達(dá)到了百萬以上。

于是，田里缺少青壯年勞力，軍隊也難以招募健壯精兵。同時，也影響了國家收入。因而，北宋時期不斷修改出家年齡，宋仁宗天圣八年（1030年）頒布法令，規(guī)定男子二十歲以上才能正式剃度出家。同時，嚴(yán)格控制出家度牒，盡量減少出家人數(shù)。

崔道成雖然是一個被異化的僧人，被反叛的魯智深所殺。但是，施耐庵通過這個形象，在表達(dá)了對宋徽宗崇道抑佛，以同化、異化的手段革佛的態(tài)度，同時，也以崔道成的真實表白，暴露了北宋時期，以及歷代以來的宗教矛盾。施耐庵認(rèn)為，北宋末期打破“儒道佛”三教并立的宗教平衡，也是盜賊蜂擁，王朝動蕩，乃至走向衰亡的一大原因。

這大概就是魯智深火燒瓦罐寺這個故事的寓意所在。

施耐庵主張“佛道合一”

盡管北宋王朝以各種詔令控制佛教的迅猛發(fā)展，但卻無法禁止民間的出家愿望?！端疂G傳》中，就說到了度牒的買賣情況。當(dāng)時，度牒的交易時普遍存在的，而且，有明碼標(biāo)價。同時，皇帝也以度牒為激勵手段，獎勵地方官員。

加之北宋末期朝廷對百姓的搜刮加劇，失去土地的農(nóng)民，以及失去了生計的漁民，以及犯了罪的人紛紛依附于寺院求生存、避官司。這些歷史真實都在《水滸傳》中有描寫，梁山兩大佛教徒魯智深、武松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。

五臺山周邊的情況也反映了北宋末期的佛教過度發(fā)展的情況，市井中的所有店鋪都是五臺山的本錢，誰也不敢違抗智真長老的法旨。市稍末的酒家賣酒、賣狗肉給魯智深，當(dāng)他看見魯智深肉飽酒醉后往五臺山方向而去，竟然嚇得“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”?？梢姰?dāng)時寺院的勢力有多大，影響有多深。

佛教的過度擴張，恐怕也是歷史上革佛毀佛的一大客觀原因。

除此之外，李燾在《續(xù)資治通鑒長篇》中還記載，契丹派遣蔚、應(yīng)、武、朔到五臺山出家，充當(dāng)間諜，刺探邊情。所以，施耐庵把宋徽宗革佛的故事，寫在了五臺山。

崔道成還說到，瓦罐寺中有幾個吃酒撒潑，將錢養(yǎng)女的和尚，就是這幫人毀掉了寺廟。崔道成的這句話無需多做解讀，花和尚魯智深就是典型。盡管魯智深不花，但既然是花和尚，也可以印證崔道成所說的情況，恐怕當(dāng)時的寺廟中，還真的有“花和尚”。其實，生鐵佛也已經(jīng)自證了。

最后，崔道成說，他與丘小乙來到這里，是要重整山門，修蓋殿宇。崔道成這樣說也是實話，他原本就是個被異化了的佛教徒，所以，修的是“殿宇”，是道教的道場。

歷史上的宗教問題十分復(fù)雜，《水滸傳》中其實還反映了當(dāng)時的寺院已經(jīng)不單純是佛教道場，已經(jīng)涉嫌藏污納垢。因而，施耐庵以大鬧五臺山、火燒瓦罐寺這兩段故事，表明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傾向。

施耐庵并沒有以一個佛教信徒的身份，盲目為佛教辯護，而是主張解決宗教矛盾，維護宗教平衡，保持社會穩(wěn)定。這其實也是《水滸傳》“替天行道”主題的一部分。

《水滸傳》寫的是道家“妖魔”大聚義，道教在書中的地位應(yīng)當(dāng)是很高的。但是，施耐庵也絕對沒有把道教寫得天花亂墜，而是十分客觀的說梁山好漢是“妖魔”身份，需要“還道”才能替天行道。那么，道家的妖魔怎樣才能“還道”呢？

施耐庵在書中以佛教與道教的聯(lián)手行動，講述了一個“佛道合一”的大故事，梁山好漢的“還道”有道家上界“神仙”的點化，也有佛教“天王”的勸誡與引導(dǎo)。梁山好漢幾乎都是在佛家的參與乃至指引下，共同完成了梁山大聚義以及“替天行道，保境安民”的歷程。

《水滸傳》中有非常多的佛道信息，都是施耐庵宗教思想在書中的寄托——佛道合一，共同替天行道，這是《水滸傳》的一大主題。

所以，火燒瓦罐寺，結(jié)束一段佛道之爭的歷史，才是施耐庵所愿意看到的“天下太平”的景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