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于商鞅之逝，其根本緣由乃是與秦惠王的私人紛紜。話說當年秦惠王尚是秦國后嗣的時候，因違反秦國法令而遭處罰。原本按照周朝的禮法，禮遵不及庶民，刑罰不及大夫。

秦惠王自然未算犯法，但變法之后的秦國，君主若有過錯與百姓同罪，即便是國君之子也不可例外。然而，考慮到他是未來的國君，實施刑罰可能會傷及其身體，這顯然不妥。

于是商鞅就采取割去其老師公子虔的鼻子，以替公子的過犯。雖然表面上是割下了公子虔的鼻子，實際上懲罰的對象是秦惠王，于是二者結下了仇怨。

秦惠王登基后，對商鞅進行報復倒也說得過去。然而，就商鞅之終結而言，這并非主要因由。秦惠王之所以終結他的生命，更多是為了給變法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。

前人栽樹，后人乘涼，商鞅之去世實質上是變法的延續(xù)。換句話說，商鞅推動變法，直至他去世，都不能算是成功。因為商鞅能夠順利進行變法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秦孝公的堅定支持，他極力壓制了秦國內(nèi)部反變革的一系列聲音。

然而，秦孝公逝世后，商鞅失去了支柱，而那些保守派則不再坐視不動。他們對商鞅可以說是怨恨至極。商鞅的變法措施，諸如明令軍功獎勵、廢除世卿世祿制度、創(chuàng)立二十等爵制等，多是針對秦國的舊貴族勢力。

獎勵軍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(huán)，普通士兵憑此可得封爵，極大激勵了秦人參軍的愿望，也培養(yǎng)了秦人的軍事精神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則意味著舊貴族無法世代繼承祖輩的官職、爵位和封地。

顯然，商鞅的變法激發(fā)了新的以軍功為基礎的貴族階層的誕生，但極大地損害了舊貴族階層的利益。司馬遷曾言：“商君相秦十年，宗室貴族多怨望者?！?他們站出來反對商鞅，反對變法，秦惠王能怎么辦呢？

畢竟他不是秦孝公，無論是在資歷還是實力上，他都無法像父親那樣對抗守舊派。即位初期的秦惠王尚未具備能夠應對貴族集團和保守勢力聯(lián)手反擊的能力。為了保證秦國穩(wěn)定，秦法不變，秦惠王只得犧牲商鞅。

如果他繼續(xù)支持商鞅，必然會引發(fā)秦國舊勢力的抵抗，甚至可能再次陷入內(nèi)亂。所以商鞅必須離世。一旦商鞅去世，保守派們就沒有了攻擊目標，更找不到理由來奪回曾經(jīng)屬于自己的權力，變法所取得的成果就不會受到顛覆。

總的來說，商鞅的變法觸動了貴族階層的利益。而在此時，支持商鞅變法的秦孝公已去世，為了平息舊貴族階層的憤怒，新上位的秦惠王下令終結商鞅的生命。更重要的是，變法已經(jīng)完成，秦國完成了由弱轉強的過程，所以商鞅之逝也就顯得順理成章。

事實上，就變法的實際意義而言，商鞅在秦孝公和秦惠王面前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。對于秦孝公而言，當時的秦國衰弱不堪，國家急需改革，他需要像商鞅這樣的人來助力國家變革。

正所謂“治亂世宜用重典”，商鞅制定法令來規(guī)范百姓貴族，并以“嚴懲輕罪”（即便犯輕微的罪行，也要受到嚴厲的刑罰）的方式來維護秩序。在當時秦國混亂的環(huán)境下，商鞅的嚴厲措施無疑是最佳選擇，事實也證明確實如此。

在商鞅的幫助下，秦國上下“以私下斗毆為羞恥，以為國家立下戰(zhàn)功為榮”，多次戰(zhàn)勝敵國魏的軍隊，秦孝公也獲得周顯王的封號，“孝公十九年，天子致伯。”

秦孝公也實現(xiàn)了自己的承諾，在收復部分河西之地后，封給商鞅于、商十五邑，也由此得名“商鞅”。然而到了秦惠王時代，情況完全不同了。此時的秦國已經(jīng)強大，各種法令秩序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(jīng)深入人心。

商鞅的強力政策實際上已不再適應這個時代。換句話說，此時秦國的公民素質已經(jīng)提高到了不再需要過多制度來維持的程度。商鞅對于秦惠王而言，不再具有變法的價值，他只是一個功臣。

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這個定律大多數(shù)人都無法逃脫。狡兔死，走狗被淘汰，不僅是因為走狗失去了用途，也有可能是走狗被新的競爭者取代了，不再需要狗的幫助，主人可以自己抓兔子。

對于秦國而言，商鞅變法使其擺脫衰敗危機，迅速走上了發(fā)展的快車道，最終能夠一統(tǒng)天下，其中發(fā)揮最大作用的是商鞅的法，而不是商鞅。

法治建設發(fā)展到一定程度時，商鞅本人只是作為一個變法功臣存在，考慮到商鞅的年齡，他很難再為變法做出更多貢獻。

在這個時候，商鞅對于秦國并非必需。當然，商鞅還有其他價值。就歷史來說，商鞅雖然是秦國的偉大功臣，但在當時的秦國，實際上沒有多少人喜歡他。首先，那些舊貴族自然是憎惡商鞅的，畢竟是他讓自己失去了豐厚的職位。

至于百姓們，雖然商鞅為他們打開了向上晉升的機會，讓許多有能力的底層人民走上了歷史舞臺。但其嚴酷的法度也讓秦國百姓感到恐懼，在他的“嚴懲輕罪”思想下，秦國百姓整天提心吊膽，生怕哪一天一不小心就被處以極刑。

在許多人看來，他只是一個苛政獨裁的官吏。秦惠王將他殺掉，也許不是出于個人意愿，但這絕對是秦國絕大多數(shù)人的意愿。更重要的是，殺了商鞅，可以拉攏舊貴族，樹立自己的威信。

秦惠文王也是非常聰明有見識的人，他殺害商鞅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，但并未廢除商鞅的改革。所以商鞅去世后，新的法度并未取消，為日后秦國統(tǒng)一六國奠定了基礎。

李斯的《諫逐客書》曾寫道：“孝公采用商鞅之法，移風易俗，百姓生活富裕，國家強盛，人民樂于奉獻，諸侯紛紛臣服。” 然而這一切商鞅都未能親眼目睹。